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不料在深夜忙于撰写论文时被一通电话打断。10月5日的晚上，卡尔·戴塞罗思接到通知，他将与德国的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内格尔共同获得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领域的贡献。此届诺奖的奖金总额为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三位获奖者将均分这笔奖金。消息在国内引发了热议，许多网友在发现华人科学家未入选时表示失望，甚至有人把半个月前科睿唯安公布的“引文桂冠”误认为是诺奖候选名单，评论区的讨论一片混乱。面对这种情况，我忍不住想指出，先别急于下结论，真相还有待深入探讨。
电话唤醒了斯坦福的教授，蓝光将大脑的奥秘照亮。戴塞罗思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既是精神科医生，也是生物工程教授。在他的医学学习阶段，他本希望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但在精神病房的实习经历让他感受到病人的痛苦，从而开始探索人脑为何会创造出截然不同的体验。这份研究引导他走向了光遗传学的领域。关于光遗传学的起源，实质上可以追溯到德国，当时的黑格曼因观察一种名为衣藻的单细胞绿藻而有所启发，这种藻类能够追光而动。黑格曼和内格尔进一步研究后，在这些藻类的表面发现了一种叫做通道视紫红质的蛋白质，正是这个蛋白在受到光照时能够产生电信号。更为神奇的是，这种蛋白质只要被导入任何细胞中，这些细胞便具有了感光的能力。真正将这些发现运用到神经科学中的是戴塞罗思的团队，他们将编码该蛋白的基因引入大鼠的神经细胞中，利用蓝光刺激以实现精准操控神经信号。如此一来，神经科学家们能首次在毫秒级的精度下，对特定类型的神经元进行精准操作。这项技术为研究神经疾病及视力恢复开辟了新的策略，其影响早已超越了实验室。
关于国内舆论最为热烈的“引文桂冠”奖，9月17日的名单揭晓中，22位杰出科学家荣登榜单。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因其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中的贡献获得此荣誉，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去年获得此奖的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张涛，他的研究方向是单原子催化。但需指出的是，这份名单并不是诺贝尔奖的官方候选名单，它的目的是表彰那些具有诺奖级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因此，虽然入选意味着认可研究的重要性，但这与获得诺奖并无直接关系。实际上，诺贝尔奖的提名记录严格保密，存档长达五十年，外界无法获知任何相关信息。早在1935年，首次被提名的华人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伍连德，胡适和林语堂也曾出现在文学奖的提名记录中，这些都是在解密后才被揭晓的。至于本届奖项的提名情况及各国候选人数，甚至连研究统计的人士也无法获知。那些以名单为依据推测各国实力的帖子，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诺贝尔奖背后还有更为广阔的科研世界。本土实验室正在崭露头角。薛其坤的工作同样值得关注，他所领导的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斯坦福大学的联合团队，通过分子束外延技术制造出同时具备铁磁性、绝缘性和拓扑特性的新型材料薄膜，并首次实验上成功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其成果于2013年在线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项实验使反常霍尔效应自1880年被发现以来首次实现了量子化。从2008年开始，薛其坤及其团队利用多台精密实验设备，测试了超过1000个样品，经过四年的努力，于2012年底完成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如果这项技术得以成熟应用，将有可能解决手机、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过热、耗电快和响应慢等问题。正是这样数以千计的实验积累，构成了科研强国的真正实力。
当然，中国在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上，仍显著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诺贝尔奖的颁发自然带有滞后性。例如，此次获奖的核心研究论文发表于2005年，整整经历了21年才被授奖；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的完成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直到2015年才迎来荣光。基础科研的回报周期往往以“代”为单位，而欧美国家在现代科学上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而中国的现代基础科研体系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建立，起步晚了近百年，这一客观现实是无法忽视的。更何况，诺贝尔奖只涵盖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及经济学六个学科，像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铁网络、量子通信、北斗导航和新能源汽车等改变世界的中国成就，完全不在诺奖评委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成就虽然不被奖项所认可，但却深切地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截至目前，这届诺贝尔奖的揭晓才刚刚开始。本届是否会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仍需耐心等待几周。不过，不论最终名单中是否有华人科学家，即使没有，也无需急于自我否定。科研的本质，从来就不是一两届奖励的热闹，而是是否能够为愿意在冷板凳上默默耕耘的人提供一张稳定的桌子、充足的经费和不受干扰的研究时间。薛其坤那四年之久、千余样品的故事，比起任何一个热搜瞬间都更值得我们去细细体味。
